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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寿全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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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新的封建化  

2010-06-28 10:29:22|  分类: 社会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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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公共空间】

警惕新的封建化

——从法院援引《孝经》判案说起

 《在线律师》网特约撰稿人  杜蘅

 

我想从北京东城法院援引《孝经》裁判一事说起。但读者千万不要误会,我所说的封建化,与《孝经》是“封建思想”还是优秀传统的问题毫不相干。以下要讲的封建化与改革过程中的一些乱象有关,这些乱象发出的信号值得人们警惕,那就是:国家法律的统一性方面,正在被地方的“自我赋权”切割蚕食,这幅景象乍看之前不免让人惊叹,仿佛在我们法律的版图上,这个国家正在退回先秦或欧洲的中古时代。

东城法院在一件涉及母女之间房产纠纷的诉讼中判决母亲胜诉,并在判决中引用了《孝经》来说明儿女的孝顺义务。关于这一判决的实质法律问题,不是这里关心的对象;我关心的是:引用《孝经》的做法,在判决书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我没有看到判决书的原文,但通过设想所有的可能性,我的判断是:毫无任何实质作用。它对于证成案件中的权利义务关系根本没有必要性,而且在这里其实也不存在孝道与法律冲突的疑难问题,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加以论证。同时,从报道的情况看,这个案件也根本没有某个事实的问题需要以《孝经》作为某种证据。也就是说,在法律问题、事实问题两个方面,《孝经》都是没有一丁点必要性的。有的人会认为,在涉及家庭法的领域中,国家法律本身就要求子女对于父母尽到一定的道德伦理义务,引用《孝经》可以在修辞上加强对这一义务的宣扬。但问题是,这个案件本身是一个房屋买卖纠纷,不是家庭法律关系领域的问题,只是碰巧买卖双方是母女关系而已,法院判决将家庭关系的问题牵涉进来,显然多此一举。

如果考虑到法院判决书写法一贯的“保守”风格,以及判决书作出的程序性要求(比如相应的庭长、主管副院长签发的程序),那么我们在这里还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即引用《孝经》这个行为出于审判法官个人的内心信念。换言之,《孝经》进入判决书,实际上是该法院向公共领域发出的一次正式信号。那么它传达了什么信号?的确,《孝经》之进入裁判没有起到任何实质作用;但是,它却制造了新闻。它制造出了这样一个新闻点:古代文献、中华传统,现在被融入到这个国家的现代法律建设过程之中。当然,这种融合仅仅是种姿态、象征,并没有真实性。但就是这点姿态、象征,就已经足够了。因为它已经足够表现出法院追求创新的良好意愿。在中国目前的政治语境下,任何一个机关,包括法院,怎么样才算“有所作为”呢?怎么样才算有“政绩”?除去可以用数目字计算的部分,剩下的或许就是能够拿到新闻里报道的东西了吧?说得文雅一点,这事关“改革创新”的“意志”,是一个政治上顶重要的态度问题。

一句话,引用《孝经》这件事,从法律的角度看来离谱、无必要,而在改革的政治角度看,却又不离谱、很必要。这样一种矛盾显然很危险,因为改革虽好,但如果改革陷入了为改而改的地步,也就成了大众娱乐的对象,也就丧失了它的合理性。本来,改革的合理性是建立在既有制度的不合理性基础之上的,它遵循的原则应该是纠正制度缺陷,以此换取公民对当局的认同;而现在,改革在某种伪装之下开始遵循“求新”的原则,与时尚无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原因当然要到我国政治行动领域的动力机制中去寻找。一言以蔽之,虽然改革成为举国宣称的政治原则,但实际上在政法领域内禁止涉足的区域仍然是壁垒森严不容染指的。也就是说,宣称要改革者只有极其有限的动作范围。在这样的前提下再以改革为导向,就只能迫使改革者们在无关紧要之处推出改革措施,或者只好在事关紧要之处推出无关紧要的新措施(当然,不能排除仍然出现了一些值得肯定的尝试,例如广东东莞法院的“见证执行”制度就是一例;同时,也不应排除恰好造成历史倒退的重大政策,此处不赘)。在这样的空间之下,除了能够推陈出“新”外,还能出什么东西呢?

更严重的是,在这样一种动力机制的刺激下,不仅仅造成了各地方与各部门单纯求新、求变的行为风格,还造成了我所谓的一种新的封建化趋势。一个现代的法律体系是统一的,但在以求新求变为原则的改革风向之下,各地各部门借着试验、探索的名义,逐渐蚕食着这种统一性。原有的司法解释制度和审级制度已经造成了各地分割国家法律、各自为阵的局面,现在则因为改革而更进一步正当化了这种分裂的图景。要知道,这种分裂化不是说在改革的过程中有重大的理论争议发生,而是说,通过无关紧要的各种“新”做法,既有的地方化、部门化趋势日趋严重,每一个能够以改革名义推出新做法的机关、地方甚至个别的领导人员,都能因此赋予自己正当性,赋予自己不知从哪里来的权力。

《人民日报》6月10日报导了这则新闻,并激起了相关的热议。议论的主要焦点是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反对意见认为引用《孝经》是混淆法律与道德;支持的观点则认为这恰恰是法律与道德和谐相容的典范。这些议论完全不得要领。但这些争论和反思共同造成了一种假象,因为它们把法院的一个单纯寻求新闻效应的举动,上升到了重大的理论问题的层次,于是也就给这种伪改革的作为,批上了真探索的外衣。这种误人视听的影响,其实也是新封建化的一个助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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