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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寿全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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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闻重庆的士司机“罢工”  

2008-11-11 21:26:50|  分类: 时事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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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闻重庆的士司机“罢工”

 

欣闻重庆的士司机“罢工”

一则以新华社重庆113日电(记者王金涛)为电头的消息,成为昨日中国各大网站最醒目的新闻。这则报道声称,重庆出租车司机因运价低等原因举行全城罢工。在重庆市各个街道上,不见一辆出租汽车,许多欲乘出租车的市民连声抱怨。记者了解到,出租车罢工的主要原因是:一是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对黑车整治不力,导致黑车泛滥;二是运价低,起步价才5元;三是出租汽车公司对挂靠的个体出租车收取的管理费过高,平均每辆出租车每月收取管理费七八千元;四是出租车有时在主城区加气难。截至记者发稿时止,重庆市出租车罢工仍在继续。

多少年了,这是第一次,中国国家通讯社在报道中明确地以罢工二字界定发生在国内的这类公共事件。在此之前,举凡公共媒介,在报道与重庆出租车全城罢工相同的事件之时,罢工二字总是要被刻意回避的字眼,而一概称之为停运事件。比如200478月间银川市6800多辆出租车停运事件20067月间北京出租车停运事件20078月郑州市全城10000余辆出租车集体停运事件200712月哈尔滨市部分出租车停运事件等。但在另一方面,国内媒体却又并不忌讳以罢工二字来报道发生在国外的这种公共事件,从未试图置换为停运”“停工之类的字眼。这种心照不宣的集体回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统一口径,也就形成了长久以来国内媒体某种刻板的印象:罢工仿佛只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而非社会主义中国的产物。

罢工有姓资与姓社的区别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生发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代的罢工,早已成为现代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更是保障公民维护正当权利的权利。只要存在劳资纠纷及各种经济性矛盾的社会,就存在罢工的前提。它是公民主张合法权利与利益的一种手段,亦是一个社会进行理性博弈与妥协的方式,无关政治,更不存在意识形态的区别。同时,当罢工作这一种社会制度与权利手段而存在的时候,它与停运不再只是具有字面是的差别,而有了本质的不同。与罢工所意味的理性、对话、合作、合法相比,停运是被动的,非理性的,充满抵触意味的,非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首次出现于国家通讯上的罢工字眼,是一个多么惊心动魄的叙事。

作为一种公民权利制度以及一个健康社会应有的博弈制度,罢工是怎样在中国变得敏感起来的?或许正是一直以来,权力凌驾于权利,而不是服务或听令于权利所导致的结果。对重庆罢工事件,重庆市公安机关表示正在全力调查操纵出租车罢工的人员,重庆市道路交通运输管理局也表示,少数人操纵了这次出租车全城罢工事件。如果罢工真的作为一种权利而存在,那么公权机关将没有道理悍然出手,公职部门同样也没有道理如此悍然定义。但正是在这种旗帜鲜明的权力语言之下,公民的主动罢工、主张权利行为,变成了消极停运、对抗权力。而此种对待罢工的态度,的确是一贯以来中国敏感于罢工这种做法的反映。这也表明,从停运罢工,其间需要的绝不仅仅是字眼的转换。它更是一种治理理念的转变,同时,也更需要有制度的明晰与配套。

另一方面,重庆罢工虽然取得叙事上的突破,并不表明社会及制度对罢工的认可与保障。这才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我们也注意到,新中国建国时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都没有罢工自由内容,1975年、1978年《宪法》则明确规定了罢工自由,但1982年《宪法》则又取消了罢工自由的内容。同时,罢工作为一种劳动者的集体性行为,它应当中劳动者自身的权利组织即工会来发起并主导。但众所周知,在中国的相关法律以及现实操作中,工会的作用一直不彰,甚至在众多企业中,工会主席也通常匪夷所思地一屁股坐在资方一边。

一个社会不是因为没有罢工,或将罢工称为停运,一个社会就变得和谐的。赋予公民包括罢工权在内的权利自由,一个社会才拥有和谐之道。如果说罢工难以取得宪法及法律的赋权,而又无法寻求到工会的支撑,它可能只会在一再的被动停运中,酝酿危及社会整体稳定的更大风暴。因此,中国的罢工必须要在制度安排上找到理性的出口。这也正如在深圳2008年两会期间,深圳市政协委员、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在提交的书面材料中所说的:不要把罢工问题看得太敏感,罢工是市场经济摆脱不了的规律,也是目前社会能够接受的最好办法,深圳应当甩掉把罢工看得太敏感这个思想包袱。他同时提出,在法律或制度层面应当对罢工作出相应的规定

将**说成散步,将罢工说成停运事件,把群体性事件说成为少数人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庶几算是中国特色的新闻话语方式。这样的话语体系固然需要得到校正,但更重要的,是国家治理能否真正正视公民的权利期求,并为公民申张权利提供必要的制度渠道与保障。

本文摘自: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特约撰稿人  杨耕身2008-11-04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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