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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寿全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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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贪官外逃应加强法制建设  

2008-10-31 22:06:21|  分类: 法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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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贪官外逃应加强法制建设

 

遏制贪官外逃应加强法制建设

【社会百态】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短短两天之内,浙江温州市和上海卢湾区分别传出官员出国考察“玩失踪”的消息:温州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9月底带团赴法国考察,借口探望定居法国的女儿而独自离队,后以腰椎间盘突出无法坐长途飞机为由拒绝回国;上海卢湾区副区长忻伟明日前随团在法国巴黎考察,以在法国会友为由离队而不知所踪。

    杨湘洪、忻伟明两人都是具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以常理分析,如果不是出于非常特殊的原因,他们不可能以“玩失踪”这样一种很不正常的方式拒绝回国。而如果他们未能回国确有比较特殊但不失情理的理由,那么他们应该能够向各自所在单位及上级组织解释清楚,有关方面也应该能够把他们未回国的情况及原因向媒体和公众解释清楚,以避免因权威信息缺失而导致各种“小道消息”漫天飞舞。然而,对于杨、忻两人的出国“失踪”,对于媒体的询问和公众的议论,温州和上海卢湾区有关部门并没有大大方方地发布消息,没有通报各自对官员“失踪”事件所做调查的进展,权威部门的敏感、暧昧与讳莫如深,又进一步刺激人们对事件之内幕、隐情进行“无妄”猜测,展开丰富的联想。许多读者、网友表示担心,官员如此这般一出国门就人间蒸发,会不会又是像杨秀珠(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曾任温州市副市长,2003年携家人出逃美国)那样的大贪巨蠹?

【聚焦】

难怪人们产生种种猜测和联想,因为大量贪官外逃的事例足以让人们形成高官逃出国门,溜之大吉的惯性思维。此前大名鼎鼎的杨秀珠,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烟草公司经理蒋基芳,河南省漯河市原市委书记程三昌,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中国银行黑龙江分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等贪官,都是以出国考察、旅游等手段成功出逃海外。外逃贪官以往多是在案发后仓促出走,现在则是在案发之前精心做好准备,瞅准时机神不知鬼不觉溜掉。逃出国门,弃国家法律于无形,视人们利益如粪土的贪官,是对反腐倡廉工作的亵渎,亦对国家法律提出严峻挑战。

笔者认为:应当加强国内相关制度和法律建设,使那些偏安异邦想苟延残喘海外的官员无处藏身:

一、加强相关制度建设以堵塞贪官“出逃”退路

    腐败与和谐社会格格不入,腐败是建设和谐社会巨大的绊脚石。它令人民信仰丧失,社会道德沦丧,经济成本大幅度提高,社会危机不断加剧。中国人民最痛恨腐败,尤其是那些身居要职,卷款出逃的官员,更让人深恶痛绝。因此,遏制腐败,将那些借逃离国境,躲避政纪处罚、法律制裁的贪官扼杀在罪恶的边缘,就成为整个社会的责任。

    首先,靠强化内部机制来遏制腐败,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贪官寻求种种机会出逃,其在出逃前会做大量准备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赃款的转移,只有大量赃款转移出境,才能保证用生命危险获取的不义之财,能让自己在国外花天酒地。所以,针对赃款外流这一环节,应加强监管,在赃款流出前就截住它,将遏制腐败的关口前移。

    财产申报制度绝不是官员把工资条交上即可。目前,虽然已经建立了“大额资金交易报告制度”,但并不意味着对所有涉及资金转移的人和资金流向进行了彻底追查,相反,存在严重执行不力的状况。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事实上应建立相应“黑名单”制,一旦发现某人有腐败嫌疑,就一查到底,并通知有关方面,将其控制住,防止赃款转移出境,限制其出国。

    其次,完善官员出境管理制度,设置官员出境严格审查制度。          

    目前,我国出入境管理制度不完善,申请护照很容易,在为百姓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节约了腐败官员外逃的成本。我国现在部级以上官员持有的是外交护照,享有外交豁免权,不需检查,更加便利了高官外逃。针对这一情况,应加强出境管理,尽最大可能将存在潜逃可能的官员堵截在自家门口。

二、完善相关法律建设以破除贪官出国寻求“保护伞”的妄想

    要将逃离国境的腐败官员绳之以法,我国现有法律制度的设置还有缺陷。根据法的一般原理,国内法是无域外效力的,若要对逃离出境的腐败官员用国内法对其惩治,必须应用引渡制度。

    然而引渡制度的适用是有严格条件的。首先,引渡是双边或多边协议,不具有国际强行性,逃离的官员都具有高智商,会选择向那些未与我国签定引渡条约的国家潜逃;其次,死刑犯不引渡,从我国潜逃的腐败官员,一般都有涉嫌重大的经济犯罪,涉案官员多数都触犯贪污罪名,按照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贪污罪是有死刑设置的一个罪名;最后,政治犯不引渡,潜逃国外的官员,除有严重经济问题外,大多触犯我国刑法中第一类犯罪,即危害国家安全罪,但受引渡条件制约,无从以此罪对其引渡,又加大了将其引渡回国,在国内惩处的难度。因此,那些即使与我国签有引渡条约的国家,也会以“死刑犯不引渡原则”,“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拒绝将腐败官员引渡给我国,加大了对外逃官员制裁难度。

    同时,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设置的“犯罪嫌疑人最后陈述制度”,让我国在刑事诉讼中进行缺席判决有了制度上的障碍。由于这一“最后陈述制度”,对那些逃离国外的腐败官员,即使其在国内留有大量刑事犯罪的证据,但只要不能引渡回国,就不能对其审判,更不能去剥夺他们的人身权、财产权。

    对逃离国外的腐败官员进行惩处,要对我国目前相应的国内法律制度进行改革。笔者对此有以下设想:

    首先,发挥引渡制度的作用,与更多的国家签定引渡条约。

    鉴于引渡制度是软性制度,只有在签定条约国家间发生效力,而其本身又是将逃离国境的罪犯用国内法惩罚的法律途径,因此只有与更多的国家签定友好引渡条约,才能让抱有逃离国境幻想的罪犯无藏身之地。

    其次,废除贪污罪中的死刑设置,使存在的引渡条约发挥最大作用。

    从贪污犯罪的构成要件来看,贪污犯罪侵害的具体权益包括:贪污罪侵害的公共职务的廉洁性和公共财产的所有权。而死刑所剥夺的生命权是个人至高无上的权利,是人所有价值和权利的载体。

    罪刑均衡是现代刑法的基本精神,它要求刑罚的配置必需具备正当性,即有罪必罚,无罪不罚,轻罪轻罚,重罪重罚,同时要求刑罚所剥夺的罪犯的权益与犯罪行为所侵害的权益大致相当,否则,便是对刑法追求的公正这一终极价值目标的背离。由此看来,死刑只有分配于所侵犯的权益与其所剥夺的权益相当的犯罪,才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也就是说,死刑作为最严厉的刑罚,应当配置最严重的犯罪,对于所侵害的权益价值低于人的生命的犯罪,无论其危害性有多大,均因其所侵犯的权益低于人的生命的价值而不应配以死刑的规定。以剥夺生命的刑罚方法惩罚侵害的权益低于生命价值的犯罪,显系轻罪重罚。

    另外,逃离国外的经济犯罪官员,因死刑不引渡原则,剥夺他们的财产也成为空谈,使社会经济利益受到更大损失,这也不符合刑法经济效益原则。

    最后,在经济型犯罪审判中,尽快确立缺席判决制度。

    缺席审判,指的是即使在犯罪嫌疑人本人不到庭的情况下,司法机关也可以照样按照程序,依法起诉、审判,并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依法判决其是否有罪。尽快建立我国的缺席审判制度,从某种程度讲,的确会更有效地对外逃贪官进行打击有所帮助。因为在对潜逃贪官的逃往国进行引渡申请或谈判时,一些国家往往会根据其是否已被该逃出国依法定罪、“死刑不引渡”或是因“政治原因”而不予引渡,从而使我国丧失了对外逃官员的刑事管辖,使国家、人民的经济利益受重大损失。在刑事诉讼中确立严格的缺席判决制度,才能在保证人权的基础上,使国家、人民的利益受到最大程度保护。

中国加入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国正在越来越广泛地利用国际反腐网络,对外逃贪官进行有力的打击。但由于我国的国内法律制度与相关国际法不接轨,在适用上受到限制,在国际合作中有局限,这就要求国内相关法律制度的修订,包含经济犯罪中死刑的废止;在经济型犯罪审判中,缺席制度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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